张爱玲

　　张爱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坛传奇女作家。2009年2月23日，“张爱玲最后、最神秘的遗作”——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在台湾出版，爆出大量闻所未闻的“猛料”，在华人世界又掀起新一轮的“张爱玲热”。

　　但是张爱玲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小团圆》故事背后的真相，并非广为人知。她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她一生中最大的心结是什么？谁是她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她当年为何要主动去拜访胡兰成？她心情最开朗的时期是哪一段？她离开大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她与第二个丈夫赖雅的婚姻是幸福的吗？她晚年为何基本放弃了小说创作？她临终时的心情是遗憾还是满足？她为何病逝一星期之后才被人发觉？

　　人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本书采用了《小团圆》中的有关素材，全面介绍了现代文坛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生命史中的各种隐秘。作者以近距离的视角、亲切而活泼的文字，探幽发微，旁征博引，揭示了张爱玲在创作、情感、婚姻、思想、情趣、人生奋斗等方方面面的真相，着重探讨和分析了张爱玲独特个性的形成原因、“胡张恋”的内在冲突、第二次婚姻的内幕、晚年遁入精神孤岛等等张学“热门”问题。

　　本书素材全部来自当事人回忆的第一手资料，线索清楚，持论公允，其中关于“胡始终与张暗斗”、“第二次婚姻获得幸福”、“晚年步入理想境界”等看法，都相当独到。

　　晚年张爱玲

　　晚年的张爱玲，有一部绝笔之作，即《对照记》。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可称为“私人照相簿”。里面，有一些代表她生命片断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沧桑感十足的说明文字。

　　在这部书里，她对自己一生的三个阶段做了点睛式的总结。在说到晚年时，是这样写的：

　　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在望。

　　伤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那种急促的感觉，却出人意料。

　　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吧。

　　赖雅走后的漫长岁月，于她，并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如梭地飞逝。

　　1968年的世界，欧洲、美国，还有她的祖国，都不太平静，到处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对张爱玲来说，这一切，都很遥远。

　　她开始走入内心。

　　虽然那以后她仍在写作，却不再描述对于凡俗生活的那种兴致勃勃，也不再感叹人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苍凉。

　　她的精神世界，退回到了五四之前。

　　除了修改旧作，她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和写作《红楼梦魇》上。那种两千年的旧厦即将崩塌之时的氛围，对她来说，有特殊的魅力。

　　这年，她才47岁，不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作家，都不能说是到了末路。她念念在兹的，是人活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旋起旋落的遭遇，到中年以后，不知她已经反思过多少回了——那是她的时代，可又不是她的时代，否则它不会那样断然地将自己抛弃！

　　从少年时代起，她就在与一种洪流搏斗。如今，她知道了，其实这搏斗是没有意义的。

　　形势永远比人强。

　　物质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她不能控制；而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可以由自己主宰的。

　　英语有谚云：“没有人是座孤岛。”

　　而张爱玲却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不错，从这一年起，张爱玲就逐渐走向“孤岛”，大隐于市，开始了学者们所说的“幽居时代”。

　　几乎与她的精神退隐相同时，她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人世沉浮中的辩证法规律开始起作用了。

　　还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66年4月，她的小说《怨女》在台湾出版。同年，这部小说也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

　　她从这一刻起，又开始“夺回”了华文世界的市场，从一本《怨女》的涓涓细流起，直至几十年后的浩漫汪洋！

　　《怨女》之所以能在台湾出版，说来也是一段传奇。它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还有，平鑫涛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琼瑶曾说过，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这就是说，张爱玲小说的某些影响，也成了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合作的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张爱玲那一面正是求之不得，大概因照顾赖雅不愿分心，合同是由夏志清代签的。自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皇冠趁热打铁，这以后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9）。几年后，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忆胡适之》、《天才梦》等结集为《张看》（1976）出版。

　　从皇冠拿到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中共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三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

　　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一段友情，也就到此中止。

　　张爱玲，永远苦恼于这些人际关系！

　　每晚，她几乎要熬到天亮才睡，到中午时才起来，因此有人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英式松饼），曾经喜欢吃鱼，但是怕血管硬化，遵医嘱不再吃了。但自小就爱吃零食的习惯，还是没改，将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

　　她怀疑自己患有“高胆固醇”疾病；还有初到纽约时患的“感冒”，现在也成了老毛病，一发作就只能卧床，几天不吃饭，一吃就吐。

　　她现在已经不喜欢购物了，“血拼”对她不再构成刺激和惊喜。长期以来更是不买书，她曾经对宋淇说过：“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二十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在加州，只喜山中无客来，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她与宋淇之间多年前的不快早已冰释，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

　　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却有一次破例，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

　　这位幸运者，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超级张迷”水晶。

　　水晶原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35年，15岁去台湾，在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做过各种行业，还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

　　他在台大读书时，就崇拜张爱玲，可以大段背诵张爱玲的小说。

　　水晶到美国后，于1970年9月获得了一个机会，到伯克莱大学进修一年，恰和张爱玲撞到了一起。他满心欢喜，一到伯克莱，马上就上门去求见。第一次到门口摁了门铃，过了好久，才从送话器里传出一个声音，迟缓而且模糊：“Hello?”

　　张爱玲大概当他是跑街的送货员了。

　　水晶一紧张，竟然也用英语作答，自我介绍了一番。

　　张爱玲说，不能见，因为感冒了，躺在床上，然后说了一声抱歉，就把送话器挂断了。

　　水晶后来又尝试挂电话，却是次次无人接听。一次周末，凌晨两点钟，他想试试看，一打，竟然打通了。

　　这次，张爱玲与他多说了几句。水晶先是说了在花莲那时候如何仰慕而又不敢近前的往事，之后又提出约见之请。

　　张爱玲还是答以不舒服，正躺在床上，婉言谢绝了。但是却要了水晶的住址和电话，说若是方便见的话，会先给他写张“便条”，然后请他打电话来联系。

　　水晶巴巴地等了一个月，音信皆无，才知道张爱玲确实是不想见，也只好作罢。

　　直到转过年的暑假，水晶在伯克莱进修期满，准备回到东岸去。临走前，把自己写的《试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终结结构》影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算是留念。

　　至于见张爱玲的念头，早就断了。

　　大概是水晶的文章写得聪明，看起来孺子可教，张爱玲马上回了一信，说：“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已经病了一冬天，讲着都腻烦。”信里，请水晶下星期找个时间来，不过，还是要先电话联系。

　　6月的一个周末，晚上7点半，水晶终于走进了张爱玲的寓所。

　　他们这一谈，竟然谈了7个小时！

　　水晶想象中的张爱玲，是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如果借用李贺的诗句来形容，是“蓝溪之水厌生人”，哪像她现在这样活泼和笑语晏晏！

　　他所见到的张爱玲，已经51岁了，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瘦。“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膊，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

　　在水晶造访之前，张爱玲就备好了一份礼物。她知道水晶去年订婚了，特地去买了一瓶八盎司的香水，也是“香奈儿五号”。这倒让水晶十分不安，因为他来得匆忙，竟是空着手来的。

　　接着，张爱玲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喝点酒，是要苦艾酒，还是“波旁威士忌”。她说：“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水晶回答不会喝酒，张爱玲便去开了一罐可乐。

　　而后，张爱玲又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因为知道水晶在南洋待过，可能会喜欢热带水果。

　　水晶简直想不到张爱玲会这样了解他，原来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她眼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罢了。

　　张爱玲接待水晶，规格之高，而又如此用心，确为前所未有——她接纳人的一个起码尺度，就是可以与之对话。

　　他们谈话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随意且又十分深入。

　　张爱玲说自己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几本小说，“一看神经就会松懈下来，有一种relaxed（松懈的、随意的）的感觉。”正因如此，读起来才“嗜之若命”。

　　水晶告诉她，自己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止，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说一直没有人提到过这本小说，应该有人提一提。

　　《歇浦潮》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叫朱瘦菊，笔名“海上说梦人”。小说写的是民初上海十里洋场众生相，写了妓女、新剧艺术家，还有革命党人等各色人物。不仅场景逼真，在挖掘人性的卑劣方面，也很透彻。

　　张爱玲说，这本书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她很欣赏水晶对《歇浦潮》的品评，对水晶说：“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

　　二人从《歇浦潮》，自然就谈到了《海上花》。张爱玲用手势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用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

　　再讲到30年代的小说，她总喜欢用“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来形容，又用“戏肉”一词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这都让水晶感到新奇。

　　接着，水晶又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 第一炉香》、《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逐个评点。张爱玲说，自己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只有《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所以记忆还算新。

　　水晶的评说，令她相当感慨：“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顿了一顿，她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一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张爱玲也谈到了五四以来的作家，说她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她对《骆驼祥子》评价不高，认为老舍还是短篇精彩。对钱钟书，说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

　　还有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鲁迅，张爱玲的评价是：“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看来她之欣赏鲁迅，还是很欣赏那“冷嘲”的一面。

　　对当时的台湾作家，她也熟知，但未予置评。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

　　水晶跟着便说，夏济安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notoriously gregarious （声名狼藉的群居者）。”

　　——作家频繁相聚，何以不好，甚至会“彼此受到妨害”？

　　大概是彼此吹嘘，就易于满足；思想水准都不由自主朝低处走吧。张爱玲一贯的“孤军”式的写作状态，在这里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水晶问：“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来？”张爱玲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

　　这样的谈话，真是漶漫无边，着实尽兴！

　　谈话最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张爱玲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了，不胜黯然！

　　文学，也有所谓的“潮流”，裹挟于其中的，声势就要比别人大得多。边缘者、后来者、不属于幸运儿的，就永无出头之日。

　　一直到这次谈话的时候，她还在忧伤：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展示台上没有，就等于没出现过。文学史之残酷，不亚于“二十四史”！

　　操控这一切的，不过是几十个gregarious而已！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m（顽强）的。”

　　一个人的顽强，不在于体魄，而在于精神。张爱玲，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水照花人”！

　　当夜，水晶从她的三层楼公寓出来，已是凌晨两点半了，仍觉谈兴未尽。临别前，张爱玲还送了水晶一本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

　　正如张爱玲在谈话结束时所说：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才能一次！她还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才得一次。

　　那么，这次水晶是满载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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