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以往普遍认为“宋元为海上贸易高峰期，而明初为海上贸易低潮期，似乎与海禁有关”。这种结论的源头，在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汤姆哈里森，布朗等人整理发现在海外有大量他们以为是“宋元”的瓷器（主要是龙泉青瓷），而却“罕有”明初的瓷器。然而近年来随着明代龙泉官窑的考古发现，大量原本被错误断代为“宋元”的明初龙泉青瓷被纠正断代。学术界意识到以往很多的“宋元”海外贸易瓷器，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明初的作品。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秦大树在其著作的《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有过详细的描写。

陈旧观点：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外贸出口的巅峰期，这一点一直以来没有多大争议。然而，明代早期却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共识认为是中国古代外贸出口的低谷，似乎是受海禁政策影响。这些观点的源头，主要是五十年代以来，包括汤姆哈里森，布朗等人发现海外地面，沉船当中“没有”明代早期的瓷器，但却有大量他们以为是“宋元”的瓷器，其中以龙泉青瓷为主。虽然这种“发现”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文献分析相冲突，但“明代早期受海禁影响是海贸低潮”已成为学界共识。这种印象甚至延伸到公认贸易极度繁荣的明代后期，以至于在教科书中也常有“明代贸易低潮”的描写。

现实情况：实际上，了解近几年艺术史发展的人都知道，现在发现大量明代绘画，瓷器等等被系统性断错代的现象

比如1974年钧台窑考古，居然用一枚伪造的“宣和元宝”钱范证明官钧是宋元时代的，现在证实其实是明代的。

关于龙泉青瓷，大明会典里明确记载明太祖钦点处州窑（龙泉）为官窑：

“洪武二十六年定：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然而，在长久以来形成的贬明惯性下，包括故宫院藏，海外发掘的大量明代龙泉青瓷被错误的断代为宋元。近年来，明代龙泉官窑出土发现，倒逼学术界重新审视明代龙泉青瓷，才发现文献，风格比对一直以来多么清晰。

“1958年英国学者Tom Harrisson指出......没有发现任何明朝人在当地活动的痕迹——连破碎的明代瓷器也没有，但是却有上百万片他们认为是宋元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Ming Gap”这个词”“2004年，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馆长Brown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肯定了“Ming Gap”的存在。她通过梳理东南亚水域发现的15艘沉船出水的瓷器......布朗博士的观点在学界迅速引起反响，“Ming Gap”一词甚至成为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通识，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明朝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

“造成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界对龙泉窑元代后期和明初的产品尚不能很好地区分，因此将大量明初的资料断代为元代，从而混淆了事实。”

“明代初期仍然延续着元代以来中国瓷器外销的高峰”

关于在肯尼亚这次划时代的海外考古工作，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大型纪录片《发现肯尼亚》

而肯尼亚出土的大量明代龙泉青瓷，也能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巨量元明瓷器相印证。

关于龙泉青瓷，事实上《大明会典》明确记载太祖曾钦点龙泉为官窑：“洪武二十六年定：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龙泉）等府烧造。”而且，许多龙泉青瓷的器型也和明代景德镇官窑也明显一致。

明代容像和绘画也大量出现龙泉青瓷。

另外大量明代绘画被乾隆的《石渠宝笈》错题为宋元也造成巨大的干扰，如《明人十八学士图》以前被标注是《宋人十八学士图》。

白瓷执壶　　撇口、颈微束、溜肩，扁腹两侧呈杏叶形凸起。细长流与壶口同高，扁型柄呈曲状。由器型来推测，扁壶的年代应该可以定在十六世纪后半及十七世纪前半之间。搭配之仰钟式碗，撇口，深直壁，矮圈足，此类碗型流行于宣德（1426年-1435年在位）年间。

嵌宝石金执壶酒具一套　　瓜棱型执壶盖顶为宝珠钮，盖面作二层阶梯状，流、柄、周身镶嵌松绿石与各色宝石，造型纹饰繁复，构思巧妙；前方温酒大碗腹部镶嵌连珠纹宝相花及菱花纹。另一件金盏与托盘，盏为圆形、敞口、圈足，外壁光素，两侧焊接如意形耳，口沿饰连珠纹。运用珠宝镶嵌金银器盛行于明代中、晚期，此套器物装饰华丽，具有浓厚的宫廷气息。

唐太宗（626－649在位）为秦王时，设立文学馆，征聘博学儒士为参谋。登基后，命皇家画师阎立本（约601－674）绘十八学士图像，以彰显礼贤下士之德，后世画家也喜好援引此典故为画题。此组四幅连作，《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为“宋人十八学士图”，乃此类题材的衍变图式。画中人燕居寄兴于琴棋书画，展现出文士“四艺合一”的艺术修养与高雅志趣。

在龙泉青瓷的断代被纠正之后。许多以往在日本，东南亚等地发现的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现在看来其实都是明代的。

李龙潜《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文中指出：

成化九年“其剩余数相当可为黄金七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白银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四百余两。”“这样惊人的数字，完全是明朝前期实行朝贡贸易所取得的成果。”

“明代万历年间广东海关一次向西洋古国商船收的税是900000两（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斋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

明代的海上贸易一直以来被严重的低估，尤其是明代后期私营主导的，巨量出口带来大量顺差，和白银的贸易。

《东西洋考》云：“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餎国，中餎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

《东西洋考》

《东西洋考》明张燮撰。书成于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前有萧基、周起元、王起宗三序，及其自识之凡例。明朝人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称东洋，郑和下西洋即以此义。

明代后期，风靡欧洲的“明青花”：

私营出口发达，离不开私营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国内手工业商业来说，明代从一开始就比前代更加鼓励私营。因此，明代国内的手工业才得以繁荣发展，更好的融合到尤其是后期巨量出口的繁荣海贸当中。

而“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正是明太祖朱元璋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保护手工业商业私营的朱元璋，被一些人污浒蔑为打压商业。

明，太祖宝训：

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台北故宫收藏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官钧瓷器，直到现在网上绝大多数网站还是都把这些标为宋元时期。

明代的被低估，直接影响的就是学者对于明代海外贸易的测算，甚至一度将“海禁”一词无限放大，其实明代的海禁大多数只是防御海盗和倭寇而出的政策，对于老百姓的限制并不严重，更多的是趋于保护层面。

如果明初开始就海禁严格，那么成祖即位后想要建造可以下西洋的大船是没那么顺利的。中期因为倭寇猖獗一度开启海禁，但戚继光肃清海盗以后，马上就又放开。明朝后期在没有断代错误的影响下，国内外学者一致的结论是当时的海外贸易异常发达，全世界的白银都在流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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