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史景迁自1974年起陆续完成了14部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他的研究以明清史见长，《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太平天国》《王氏之死》等多部作品，如今几乎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的重点书目。《追寻近代中国》这类通史作品，也为西方了解中国文明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口。

除了学术成就斐然，史景迁也为历史学界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他的课堂曾人满为患，作品中的很多灵感，也取自课堂中师生碰撞的火花。在完成《追寻现代中国》等浩大的写作工程时，他也充分调动起学生们一同合作，并享受其中教学相长的乐趣。

著名学者郑培凯是《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的主编之一，也是史景迁正式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在恩师逝世的这天，他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分享了跟随史景迁学习、与他一同参与研究的回忆，以表纪念。在他看来，史景迁对待学生的坦诚与尊重，以及他对历史中具体个人命运的关切，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研究旨趣。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

对学生的尊重与“放任”

新京报：作为史景迁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可否谈谈跟随他做研究最大的感受？读博期间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让学生发挥所长。因为我这个人兴趣很多，所以他对我的教导就是有一点放任自由的。到底我该往哪个方向去深入研究，他给予我充分的自由去自我探索。其实他对不同的学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他第一次跟我谈天，讲到我的中文比他好，所以在解读文献史料方面，他不能教我什么。在那之前，我很少听到有老师这样跟学生很平等地讲话。然后他说，你可以去研究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题目，但是我想，你表达看法的方式可能不那么准确，我会帮你做润色。那次谈话，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坦诚和谦逊的人，一个真正的gentleman（绅士），不藏私，对自己的评价也很公正客观，充分地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

我由于兴趣太广，在他门下做研究起步的时候，有点茫然无措。他大概知道我的主要研究方向——16世纪这段时间，早期的全球化进程——包括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对中国有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与西方崛起有这么不同的路径。我想从福建泉州及江西抚州两地下手，以李贽与汤显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个题目的确非常大，当时系里还有一位资深的中国史教授，Arthur Wright（芮沃寿）。作为我临时指导教授（我在耶鲁的第一年，史景迁休假外出），他就觉得我应该缩小论题，不应该把论文处理得太宏大。但史景迁没有急于否定，而是让我先试试。

这种拿着奖学金放任自流，当然让我海阔天空，更加自由地去阅读我感兴趣的书。结果读了四年博士，虽然资格考的口试、笔试都过了，但他并没有催我交论文，我也还没好好开始写作自己的论文。令我感动的是，史景迁先生又帮我申请了耶鲁大学最高的一个奖学金Yale Prize FellowshIP in East Asian Studies（耶鲁东亚研究协会奖学金），是耶鲁大学在东亚研究方向，奖励金额最高的奖学金。奖金包括两年期间一切搜集资料的研究经费。得益于此，我又继续了两年的研究生活，之后他才跟我说，该写论文了吧？我是先开始教书，才顺利写完了论文。

我现在也是老师，我想大多数时候，我可能做不到这种对学生的“放任”。

新京报：史景迁写历史的方式，迥异于其他很多历史学者，很有灵气。就你和他共事的经历来看，你觉得史景迁做学问的方式和过程有怎样的特点？

郑培凯：我曾是他的助教，也是他的研究助理。从我跟他紧密接触的经历来看，他做学问当然远不止凭借天赋和直觉。他非常努力，每天都在那里读读写写。他写每一部著作的时候，会看海量的资料，除了相关的原始文献，还会找到中外所有的研究著作，作为参考。他做学问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会选择一个相对微观的题目作为起点，同时把研究的题目放入宏观的历史理解，从一个侧面展示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观察。大家熟知史景迁很有名的那本《王氏之死》，他将《聊斋志异》作为材料，展示清代山东社会环境中可能出现的意识范畴与想象空间。他除了直接使用《聊斋志异》，还参考了各种欧洲语文的翻译版本，不止是英文的，还有意大利文的译本，对比多个译本，汲取灵感。这种态度是很严谨的，不是天马行空的编造。我有时觉得，他拓展了历史认识的空间，有点像柯灵乌（又译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提出的“幻入历史”的历史写作方式。其实，所有大师级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天赋与直觉，但最终，还是看努力，尤其是对于历史学，掌握材料还是根本。

《王氏之死》，[美]史景迁著，李孝恺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新京报：史景迁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写作的兴趣范围很广，他写过皇帝康熙，写过不出名的小人物山东王氏。我们常说，一位学者很难同时兼顾研究的广度和纵深，但史景迁做得很出色。你怎么看待史景迁这种主题跨度很大的历史写作？

郑培凯：史景迁的作品主要聚焦的历史时段是晚明以后。他原本做的是从康熙皇帝、清朝初年，一直到近代。他当年在耶鲁教的课是近代中国史，他的这门课并不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而是从清朝初年开始讲。由于我跟着他读博士，研究兴趣上侧重于晚明，他也就上溯到晚明时期。我觉得他写作主题跨度很广，和教学相长有关。他有很多学生，也接收了他老师芮玛丽（Mary Wright）培养的一批博士生（芮玛丽去世的早）。更重要的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很优秀，有些大学部的学生特别聪明，会提出专业历史学者想不到的根本性人类生存处境的问题，他从学生们身上也吸收到了不同的灵感。

有一件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是他在写作《追寻现代中国》时，希望我和另外一位同学Michael Lestz（李文玺）同时做一本晚明以来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参考资料集，把中文文献的原始资料翻译成英文。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他写中国近代的通史，参考文献集也可以作为辅助教材。我们师生一起合作了十年，他的这本《追寻现代中国》也参考了我们的文献翻译，增订了三版。我们这个合作项目，成了英美中国近代史教学最通行的教材，他从合作中有所吸收，我们也得到历史撰述的感悟，是一个师生之间的良性交流。

新京报：魏斐德、孔飞力和史景迁在第三代汉学家中被视为“汉学三杰”，他们做的工作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反叛”由前代汉学家塑造的历史研究范式。史景迁在三人中最突出的也是最被人称道的一点就是文笔和叙事。你在接受的采访中也多次提及他帮你润色文稿的经历。但对叙事和历史想象力的重视，也常常使得史景迁遭受批评。你会怎么理解“叙事”在他作品中的作用？以及，你会如何看待“文笔”和这种历史的想象力，在历史写作中的位置？

郑培凯：我觉得这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好的历史写作，本身就包含对历史的宏观理解，还要有驾驭历史材料与认识的能力，因此文笔的表达也就反映了思想的通透。中国历来最好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是文笔很差，只会堆砌材料的。司马迁文笔差吗？司马光文笔差吗？虽说汉学三杰里好像史景迁最以文笔为长，但其实三个人的文笔都是顶尖的。尤其是孔飞力，文笔非常好。他写《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那本书，使用了许多新造的名词以表达纠缠的概念，让人感到他的文字非常艰涩别扭，但是他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符合他的理论架构。可是他写《叫魂》，文笔就十分流畅，叙事也很生动。我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之后，还在费正清中心做了七年的研究，和孔飞力很熟，知道他文笔很好，而且擅长使用Gilbert and Sullivan的文体，写作一些诙谐的押韵体诗歌。魏斐德的文笔也属上乘，虽然不像他老师列文森那样遨游天际，却也得心应手，清通流畅。这三位史家都是极为聪明用功的人物，对西方的人文经典、文学、历史著作都非常熟悉，处理历史素材都有宏观的见识，可以信手拈来，表述得清楚明白。

好的历史学家，对历史要有感情

新京报：由于写作风格的独特，史景迁的作品在当时也遭遇了一些争议。在你看来，他对美国的汉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

郑培凯：其实争议倒也没有很多，主要是环绕着《康熙自画像》与《王氏之死》这两本书，有人读不习惯。即使有人不习惯，这两本书在欧美的接受度一开始就不错，而且启发性很强。他写的《王氏之死》，引发了个别的质疑，认为书里有很多“意识流”的东西，与传统学界历史著述的模式不同，算是谁的意识展现呢？是王氏的，还是蒲松龄的，还是史景迁的？今天看来，这些质疑未免胶柱鼓瑟，拿自己按部就班的写作方式来质疑充满创意的撰写方式。这本书包含了很多文学式的想象，展现的是清代社会环境的意识空间，这种写法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很多学者那里也有体现，只能说是历史写作方式不同。它给我们看待历史提供了多元的可能和想象的空间。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探索，而且过了几十年之后，在欧美的史学界还得到热烈的称颂。

新京报：你主编过史景迁的作品集。刚刚提到，史景迁的很多书，聚焦的其实都是历史中往往被忽略的“个体”，比如王氏，再比如之前少有人关注的曹寅。但同时，如你前面所述，我们也能看到支撑他写小人物的那种大的历史视野，尤其是一种文化的、全球的视野。微观个体和宏大背景之间的平衡和穿梭，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是一个难题。你觉得在他的作品里，他是如何处理这种平衡的？可否举一些例子？

郑培凯：史景迁最负盛名的一些作品，如《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确实写的是那些大家不太注意到的人物。但是，他写的康熙、洪秀全，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写这些历史名人，不是以传统传记的方式来写，他关注的问题是很独到的。他写康熙和曹寅，是想通过皇帝与包衣的特殊关系，探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帝国治理的问题。《王氏之死》是一个平民百姓的故事，但是它背后反映了清代的社会风貌、道德伦理等很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史景迁结合微观的个例和宏观的历史视野，能够结合得好，很重要的还是依靠组织史料的细针密线以及高超流畅的叙事本领。把一个故事讲顺畅通透，历史人物与事件就能在微观和宏观的结合方面做得很好。他经常跟我说的就是，你尽量要看得大，但是不要把题目做得大，要看全球史的大环境，但是要关注具体的人的生命经历，以及他身处的具体的历史语境，把这个故事讲精彩。我觉得他的提示，很像我们平常说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得以见微知著。

新京报：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接受史景迁的作品其实都花了一些时间。你主编的这套作品集帮助我们全面地理解他对于历史的看法。你觉得主编这套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郑培凯：在我主编这套书前，史景迁的书在中国也已经有几个不同的译本。包括我自己的这个版本在内，译文的文采都和史景迁的原文有一定的差距。我个人还是强烈建议，如果大家要深入理解他的历史写作风格，还是应该多看看原文。尤其是看他在原文里面如何处理繁复的历史描写。文辞表达是和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想得通透了，表达才可能流畅，再达到优美。多推敲他的表达，其实也能体会他思考的细密。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美]史景迁著，温洽溢等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2019年间出版。

新京报：我们知道，美国的汉学研究，起初有着非常现实主义的目的，与美国对华政策也高度相关。对于每一代汉学家而言，他们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对中国独特的看法。史景迁起初本来想做世界史，但后来转向了中国史，他自身的研究背景也是中西合璧的。在你看来，“中国”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怎样的位置？

郑培凯：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比较晚，是到耶鲁以后才正式决定的。以前，中国历史是他的兴趣。他受到很多学者的影响，像费正清、芮沃寿、芮玛丽，以及大家经常提到的房兆楹。但是，也不要忘了他在耶鲁大学其他领域的同事，如Harold Bloom（哈罗德·布鲁姆）与他的关系就很好。他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在中国历史人物中发现“人”的通性，发现普遍性中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最吸引他的地方。中国在他的思考中，主要不是“政治的中国”——虽然美国政府有时会咨询他的意见，希望他提供一些能起到现实作用的观点，但他研究中国的出发点是很纯粹的，就是希望理解中国的历史，书写和记录中国的历史。直接联系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他大概不会提出具体意见，那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的范畴。

我认为一个好的史家，对历史要有感情，不只是一种人之常情，还是一种穿越时间的同理心。史景迁在写历史的时候，他会对他笔下的个体、经历、处境有一种情感的代入。我觉得我们当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知识、历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好奇和冲动，有情感的投入。没有情感的投入，就只是在做一个机械的职业而已，就像香港人喜欢说的“打好呢（粤语音译，实为“那”）份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这可以拿来形容史景迁的历史研究与著述。

记者 | 刘亚光

编辑 | 青青子、罗东

校对 |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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